朝廷规定的税赋都上缴了没关系啊,阉党从来就不按朝廷规定的税赋收税,张捷直接挥笔疾书,各种阉党巧立的名目跃然纸上,什么车船损耗税,什么人员往来差旅税,什么文案税,什么地方治安税等等,不多不少,直接将朝廷规定的二十税一,变成了十税三,也就是收百分之三十的税!
这税有这么收的吗?
有。
他这百分之三十还算是少的了,天启朝,魏忠贤派往各地的太监税使征收的税率都在三成以上,多的甚至到了五成!
这税能这么收吗?
当然不能。
这样收税,老百姓就没了活路,很容易激起民变!
他们这样收税没人管吗?
有。
但是,谁管谁倒霉,甚至,谁管谁死!
比如天启朝有名的苏州民变,就是吴中税使织造太监李实横征暴敛引起的,但是,最后却被阉党污蔑为东林党带头抗税,组织民众造反!
其实,民变本身跟抗税这事还真没什么关系,不过,这个民变的导火索的确是太监税使李实。
这个民变的起因归根结底就是太监税使李实横征暴敛,所谓织造太监其实就是收织户税的,所谓吴中就是苏州一带,那时候苏州一带的织造业是整个大明最为发达的,日出布达到三万匹以上,而那个时候的物价大概是一两银子三匹布,也就是说苏州一带,一天光是出布产值就有一万两左右,一年就是三百多万两,魏公公听到这个消息,立马派出太监李实来好好收收这里的“税”!
那个时候规定的商稅是二十税一,也就是说苏州一带的织户一年的税赋大概是十八万两左右,李实一跑苏州便巧立名目将税赋提到了十税三,也就是说他一年收的税是一百万两左右,这多出的八十多万两自然不是交给朝廷的,而是交给魏公公的。
就这,李实还觉得不够,因为他自己在中间捞不到多少钱啊!
于是,他玩了个阴招,规定每台织机用一天就要交三文钱的使用税。
三文钱相当于多少呢?
根据那个时候的物价折算,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三四百块钱,而一千文才相当于一两,也就是说,三文钱只相当于现在一块钱。
一天交一块钱,看似不多啊,但是,那个时候的织机可不是现在的全自动剑杆织机又或者喷气织机,而是纯手动的木制织机,一匹布一个熟练织户最少要织十二天!
这样换算一下,日出布三万匹最少需要三十多万台织机,也就是说,这李实一天就能把三十多万揣腰包!
他是赚爽了,织户却惨了,一匹布减去材料费和人工费毛利本来就只有三成左右,他巧立名目将税赋提高到三成,织户本来就没什么赚头了,李实再这么一收织机使用税,很多织户立马就关门倒闭了,没办法啊,织多少亏多少,谁亏的起啊。
他这么一搞,原本富裕的苏州一带顿时穷的叮当响,很多织户雇佣的织工因为没了活计,饥寒交迫,活活饿死的都大有人在!
这下老百姓肯定不干了,一状告到了苏松巡抚周起元那里。
这个周起元以清廉据称,是块硬骨头,同时也是东林党人,他收到老百姓的状纸,勃然大怒,立马上了本《去蠹七事疏》,弹劾李实在苏州一带横征暴敛。
这时候友人提醒他,“不虑祸不测耶?”,意思就是说,周大人,你小心点,这李实是九千岁魏公公派来的,不要去招惹。
周起元却直接回了一句,“祸福之来,天也;君子不计,所计者是非耳!”,他意思,祸福是天命,君子不在乎这个,君子只在乎是非对错!
他呈上去的奏折自然到不了天启手里,直接就被魏忠贤截留了,魏忠贤这个气啊,洒家收点税,关你屁事啊,找死是吧,于是乎,周起元很快便被削籍为民。
苏松老百姓那叫一个伤心啊,没想到,周起元为他们做主却落了这么个下场,周起元卷起铺盖滚蛋那一天,数万苏州老百姓一路相送,啼哭之声传遍了整个苏州!
这时候,没一个官员敢来送行,除了周顺昌。
这周顺昌是苏州吴县人,也是东林党,他原来是吏部文选司员外郎,因为看不惯阉党的所作所为,早就被装病返乡,不干了,这会儿听闻周起元应弹劾太监李实横征暴敛而被削籍为民,顿时义愤填膺,他不但去送了,还破口大骂,不但骂了李实,还骂了九千岁魏公公!
一般人骂太监自然会提到人家下半身的生理缺陷,这些话传到魏公公耳朵里,魏公公自然也是勃然大怒,他立马下旨,让自己的干儿子应天巡抚毛一鹭去收拾周顺昌。
毛一鹭虽然无耻的跪舔魏忠贤,给人当了干儿子,但好歹是个读书人,他还是讲点规矩的,让他无缘无故去收拾一个因病返乡的官员他还真下不去手,于是,他干脆找到李实,让李实上书弹劾周顺昌。
这等小事对李实来说自然不算什么,他不但上书弹劾了周顺昌,还连带他的老仇人周起元一起弹劾了,罪名就是他自己做的好事,严重贪腐!
这家伙,真他吗不要脸。
魏忠贤比这家伙更不要脸,他一收到李实的弹劾奏折,立马矫召,下令逮捕周顺昌和周起元等一干贪官污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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